过年

 点击次数:59    更新时间:2018-05-15 04:40 

过年

燕燕轻盈

父母们经过几次郑重其事的讨论,决定今年的团年饭在我们的新家里进行,时间定在腊月二十八。因为今年我们在新县城萝卜岗购置了一套带有四个卧室的住房,不仅可以同时住下双方的父母,还可以将就住下兄弟姐妹,侄儿男女。

这是十七年来我们第一次把两个大家庭聚在一起过年。

腊月二十七,公公婆婆从老家载来了满满一后备箱的食物:整块的猪头、带尾巴的坐墩儿肉、整只杀好洗净的公鸡,各种时鲜的蔬菜水果,甚至还有他们在外工作的侄儿侄女们孝敬他们的酒和烟。四五个人往返三趟才把全部东西搬上六楼,一袋一袋的堆满整个厨房。妈妈也从老家过来了,带来了我最喜欢吃的石磨豆腐。豆腐是一个来自小凉山的奶奶送她的。奶奶一家原本和我们搭不上任何关系,因为和其他外地家长一样,大人外出打工挣钱,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读书,留下老人租房居住。租住在妈妈隔壁的祖孙两个,自然成了妈妈的好邻居,逢年过节回老家都要做了石磨豆腐给妈妈送来。

腊月二十八一早,父母们就在楼顶忙开了,今天要炖猪头。虽然我一再说可以把猪头拿到菜市场出钱请人烧烙,但是婆婆还是坚持要用最传统的办法处理,她说过年不一样。我理解她说的不一样,现在的生活可以说吃不完、用不尽,天天都像是过年,过年也就没有过年的感觉了。全家这样用心地做一顿团圆饭,无非就是增加一种过年的仪式感,让家人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只见她用烧红的火钳烙遍整个猪头,直到猪头变得黢黑乌亮,然后用菜刀仔细刮到焦里泛黄,再用热水反复泡洗干净,最后和着带尾巴的坐墩儿一起装进大锅,放在用油桶切割成的炉灶上小火慢炖。这个过程要用去半天的时间。

几位老人在楼顶忙忙碌碌、说说笑笑,他们是五十年代的同龄人,总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他们由衷地赞叹着由政府统一做的屋顶防水工程,觉得居住在六楼的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不仅可以看遍新县城漂亮的风景,还拥有一个比老家院坝还宽敞整洁的屋面。他们也无限感叹地回忆着所过每一个新年,日子在一个一个的新年后,如芝麻开花般变得越来越好。我坐在大锅前偶尔帮他们添添柴,和他们搭搭话。那些关于过年的、快要遗失的记忆都在他们的谈笑风生里渐渐清晰起来……

1978年的新年,是第一个幸福年。

这一年,我出生在这个已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父亲是长子,在村里当民师,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的小幺爸只比我大三岁,还在吃奶。作为家里的第四代,我的出生自然是给家里带来无比的喜悦和幸福。

这一年,父亲送走了村里最后四个知青朋友,衷心祝福他们返城后能考上他们理想的大学。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父亲意识到国家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农村将会有很大的变化,他对未来充满了莫名的信心。

腊月未过半,妈妈就用破衣裤拆下来的布把全家穿的鞋都做好了。一人一双,一人一年也只有这么一双。父亲用全年积攒下来的布票买回了青布和蓝布,亲手剪裁给每一个人做了一身衣服。每个人都把新衣服和新布鞋放在枕头边,夜夜抚摸,激动得睡不着觉。

腊月三十,天刚蒙蒙亮,妈妈和奶奶就起床了,她们要在石头垒成的灶头上煮已烧洗好的猪头。在送别知青叔叔时,父亲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留下来整块猪头用作过年。全家人一年来也只有在那一天,美美的吃了一次炒肉。平时都只用猪肉熬油,炒盐巴煮菜吃。妈妈和奶奶在茅草盖的厨房里忙碌着,其他人也不闲着,父亲和爷爷忙着打浆糊、贴春联。春联是父亲写的,红红的春联贴在青石垒成的房子上分外漂亮;姑姑们和叔叔们负责打扫卫生,储备干柴和猪草,他们要在今天把初一到十五烧的和用的全部准备好。

猪头炖好了,爷爷亲自端到院坝中央的八仙桌上摆放端正,点上香烛,祖奶奶引燃纸钱,一大家子恭恭敬敬地站在后面跟着一起鞠躬行礼。敬天地、祭祖先,祈祷风调雨顺、全家平安。

晚上吃年饭,才是真真正正的过年。全家十多口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大口吃饭、大口吃肉。虽然主食只有猪头肉和石磨豆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洋溢着幸福、充满着期待。

1988年,我十岁。这一年,我们家在村子里盖起了第一座红砖小楼房,白颜色的石灰墙,绿颜色的玻璃窗,漂亮极了。

我的父亲还是村里学校的民师,不过他多了一个身份:金矿老板。我们村里出了金矿,很多来自外地的老板和民工涌进了村里,一时间,金井和淘洗场开遍了村里的沟沟坎坎。我的父亲白天在村小教书,晚上带领村里的几十个青壮年探金矿、钻金井。这一年,我们家收入颇丰,日子非常好过;这一年,我们村子里喜事不断,大量的外村姑娘嫁到了我们村。

腊月二十七,父亲带着金矿上的几十个兄弟一起去县城赶“扫尾场”置办年货,每家都买了自行车、洗衣机、电视机。当时的富林街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我们几个孩子挤在人群里常常抓错了大人的手,我的一个小伙伴甚至被挤掉了一只鞋。那一年,男人流行穿黑色的毛呢大衣,女人流行穿蓝色的短款西服。直到今天父亲穿着呢大衣,双手叉腰站在桥头的样子还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

腊月三十,我们家的团年饭坐了好几桌。外嫁的姑姑们、姨娘们都回来了,年长的叔叔们都成家了,大人小孩闹闹嚷嚷、热闹非凡。这一年,鸡鸭鱼肉摆上我们的餐桌,瓜子、花生、水果糖装满了我们的口袋。大年初一早上,每个孩子都得到了父亲发的5元钱的压岁钱。初二到十五,来家里拜年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我领着一群孩子整天疯玩打闹、高兴极了。

时间到了1998年,这一年,我在雅安师范校读书,成了父亲的校友。

早在1989年,父亲就将他工作的村小搬到了交通便利的桥头村子。1990年,父亲又把金矿托付给了我的叔叔管理。1991年,父亲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雅安师范校民师班,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考出去”的读书人。父亲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了村里的年轻人,挖金子挣钱只是暂时的,只有读书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他的影响下,村子里从1993年开始,陆续有十几人考进了雅安师范校、雅安卫校等院校,成功地扭转了村子里的风气。

寒假回家,父母已经把家搬到了学校里。父亲工作的学校因为周边工厂众多、经济发达,学校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父亲在学校里分到了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妈妈利用区位优势在门面里摆了一个百货摊,生意火爆。

腊月三十,住在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全部来到我们家团年。大家都很骄傲,因为我们家出了两个公办教师,给家里的弟妹们做了榜样。只有爷爷不太高兴,因为他觉得房子太小,比不上家里的楼房,最主要的是现在连菜地也没有了,吃一颗葱都要去买,真是太不方便了。

2008年的年终身难忘。这一年,我的孩子7岁了,弟弟跟着老公做生意,我们已在县城租房居住了几年。地震以后,本来就没有多余住房的县城再也找不到好房子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当时电影公司的地下室里边居住。环境阴暗潮湿,生活极度不便。好在萝卜岗上的新县城夜以继日的加紧建设,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孩子一放寒假,我们就在两边父母的家里荡来荡去,没个着落。亲戚们都面临移民搬迁,或远离故土、或投亲靠友,全都散了。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人回到村里去上坟,偌大的村子里已无人居住,只留下搬迁后的残垣断壁兀自矗立在寒风中。后山上,爷爷的坟边紧挨着的是爷爷的祖辈们的坟,他们留在这里守望着这一片永不相离的土地。这一年,我们的年过得没滋没味。

2009年,终于搬到新县城了。老公的事业犹如新县城的建设一样,蒸蒸日上,我的工作更是稳步前进。我们在新县城里买了房、买了车,接着又小房换大房,小车换好车。在今年,我们搬进了现在的新家,终于结束了十几年奔波劳累的日子。现在的家可以种花种草,又可以喝茶聊天,总算是安居乐业了。

煎豆腐的香气把我从回忆拉倒现实。妈妈在两面金黄的豆腐上洒了一层盐,诱人无比,我偷吃了一块,满满儿时的味道。

团圆饭做好了,摆了满满两大桌,大人一桌,孩子一桌。饭桌上,老公请老爸说两句,老爸端起酒杯,却说:你们说,你们说,现在你们当家了,你们说了就算数。最后还是老公主持了这次团圆饭。我发现,不止父母老了,连老公也开始老了,我看见他头上长出了许多的白发。无数的日子一幕幕的从头脑里闪过,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不过是一万四千个日日夜夜的重复罢了,年年岁岁,人生如歌。

年三十,照例是上坟的日子,合家团圆,独缺父亲,我要准时去看他。跪在坟前,我百感交集,泪水打湿了双眼。父亲有灵,应该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欣慰吧!儿子一直静静地陪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抚慰我,母子连心,他懂我。

晚上,全家一起看春晚。儿子第一次从头到尾陪着我们看完,还不时发表点评。新时代,新气象,未来的中国,属于他们。

零点的钟声敲响了,窗外烟花飞舞、鞭炮声声。我拍了一段小视频,发了朋友圈: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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