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点击次数:95    更新时间:2017-07-29 16:29 

风朝哪边吹?徐志摩诗里这种迷惘的心绪,在这个春天有了新的对应物,它就是时下被舆论炒得火热的《中国不高兴》。2009年3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在3月20日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后中国人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翻开这本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续集”的书,其中的观点颇具“冲击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

  这样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迅即引发国内外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一轮激辩。

  1.震动西方世界的“小平头”

  “那本民族主义的书到底是怎么回事?”3月29日一大早,几位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记者打开邮箱,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邮件跳了出来,询问的是相同的事,“听说了那本《中国不高兴》,你们会做报道吗?”

  一本全名为《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的新书推出不到一个月,已经引起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主流媒体和在中国的境外媒体的关注。书中观点颇具冲击力,主要观点集中在两点: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应该“持剑经商”,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二、中国应该设立领导世界的远大目标。同时该书点名批评了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马立诚、王蒙、王朔、王小波、李银河、周孝正等知识分子,认为这些知识精英就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却缺乏独立判断、无法与中国实际结合、教条化地照搬照抄的一群人。而且精英阶层日渐腐朽,势不可挡的腐朽!

  《中国不高兴》引起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被看作是13年前的一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同时参与了两本书写作的宋强说:“说‘不’要表达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不高兴’想表达的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和宋强一样,另四位作者都属于中国的“公众人物”——央视和凤凰卫视著名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者王小东、社会学家黄纪苏、资深媒体人刘仰。五位当年被季羡林称为“小平头”的青年作者,如今成为了西方媒体眼中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

  在宋强的印象中,之所以写《中国可以说不》,是在读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译本后“受到刺激”的结果。“那年有个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是写书的契机。”宋强说。

  另一个契机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在1995到1996年间,由于台海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加上1997年香港回归在即,美国知识界担心在台湾和香港两个问题上中国将威胁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中国威胁论”。

  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学者对美国的观念开始转变。而“说不”的出现,宣泄了中国人积压的情绪。

  跨越13个年头后,再次组织编写这样一本书是出于什么考虑?张小波当即纠正记者:“不是组织,是互动的结果。我们平时当然不会总能像那三天一样聚集一处,但是大家对于很多国际、国家、民族、民众问题的交流是一直有的。最后能在一起聊,是基于大家对很多现实问题基本看法的共通。更何况,眼下的中国,很需要一些观念提示!”

  张小波说,没有2008年,就不会有这本书。“2008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奥运会期间西方一些不友好的举动,还有,中美舰船在南海对峙、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圆明园兽首被拍卖、西方借西藏问题说三道四等等。而类似三鹿奶粉的事件,对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又是怎样的一种摧残!《中国不高兴》是被这样的国内外因素催生的。中国需要一些信念来支撑,人心要想上行要有精神引导,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希望它的作用是呼唤,内修公正,外争族权,建立国家的大目标,让国家更加强大起来。”

  黄纪苏则告诉记者:“我参与此书的初衷很简单:中国史和世界史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中华民族面临重大的危机和机遇,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在王小东看来,《中国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

  此外,《中国不高兴》还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中国的发展不能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外;不玩金融战争,才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领导世界的雄心;明确“惩罚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国心态不仅是宽容,也有较真。

  尽管“不高兴”的内容包含如此之广,但宋强还是透露,出于出版要求的考虑,做了些技术处理,“内政删的比较多……删了一些措辞。”

  2.这书是刺激知识分子的

  出版者对《中国不高兴》目标读者的定位一方面是80后,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开机数达10万册,到现在为止,此书已经加印了8次,总印数已经达到47万册。从各个书店的销售情况看,购买群也确实是这些人。“买这个书、看这个书,多的肯定应该是年轻人,但数量不会像《中国可以说不》那么大。”资深媒体人解玺璋分析,“今天人们的阅读取向、方式都随着互联网时代变化了,表达方式和途径也拓展了很多,各种声音都更容易表现。类似《中国不高兴》风格的文章在中文网络上比比皆是,甚至比书里的更犀利、更精彩。”

  但是,类似的评价似乎一点儿也不会让《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有什么不高兴。“毕竟时代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中国不高兴》的国内影响力不会达到《中国可以说不》的程度。”宋晓军一点儿也不避讳地说。

  作者们在意知识分子们的反应,更希望《中国不高兴》能鞭策知识分子树立起大目标。

  如同热播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第16集中,团长龙文章对师座虞啸卿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这毛病,连师座都没逃过爱安逸的毛病——龙文章得到的是一记耳光。

  作者们不怕得到一记耳光,“《中国不高兴》可能会令西方不高兴,但真正不高兴的也许是‘安逸’的中国知识分子”,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本书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要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因为无论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黄纪苏说:“现在,中国比13年前各方面更加强大了,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不能到这儿就不向上走了,不能就这么凑合了……王小东用的一个词我觉得特好,就是‘天命所归’。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它只要存在,就必然深刻影响这个世界,也要参与到管理世界中去。你这么个文明体,不承担这个任务也得承担!中国要确定大目标、大任务,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根本就由不得你。但我们的精英们呢?他们没有这个目标,也没有动力推动中国去干这个事情,他们还在那儿醉生梦死。”

  黄纪苏认为,中国要崛起,当然一路和风细雨最好,但这绝对不是仅仅靠谈判、靠多送点熊猫、建些孔子学院就行了的,“我希望知识分子来看这本书,他们的世界观不对,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调整自己,还没有看清世界和历史的大势,所以生活在安逸里。有些精英吃饱了混天黑,我们就从民间角度,把大势说给他们听。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黄纪苏说,“中国不仅要拯救自己,也要拯救全人类。在金融危机之下,中国必须领导世界走出这场危机,中华民族要把这个任务担起来,不论是否担得动。”

  3.国内一场没有硝烟的争论

  《中国不高兴》刚出版就被口水淹没了。此书的口语化写作,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的大扫描,再加上“《中国可以说不》续篇”的商业噱头,本来算是严肃的政经类读物,一夜间在网络上仿佛成了街头小广告。“愤青”、“鹰派代言人”、“没头脑”、“极端民族主义”、“非理性”,一大摞帽子杂七杂八地飞来飞去。有人诧异:挺严肃的书,怎么弄成跟娱乐事件似的?

  王小东在《中国不高兴》里有篇文章,叫做《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题目很有气势,令人以为他将有什么绝招,可把王小波的作品批得体无完肤。孰料他竟说:“王小波的东西我读过的只有他的几封书信,还有一两篇骂中国人的文章,主要是从他与我的一些朋友之间的对骂得知的。但正如柯南道尔所说的:要知道一个鸡蛋是臭的,你不用把它完全吃下去。无论他的小说和散文写得如何,我就是认为他是一个臭鸡蛋,因为他的臭味我闻到了。而且他的臭味把我熏得吃不下去……”那么,王小波究竟臭在哪里呢?王小东又说:“他在美国被人欺负惨了,却不知道愤而进取,回国来只会破口大骂中国人,并且给中国人描绘一个虚假的欧美,这是骗子行为,这一点被我看到了,我很鄙视他。”

  王小东单凭几篇东西就闻出王小波的臭味,靠着听来的传闻断定王小波是个骗子;结果别人也用同样的方法来闻他的书了。据说《中国不高兴》是文艺青年网站“豆瓣”有史以来劣评最多的一本书,但是仔细浏览一下各种评论,发现大部分否定意见都在绕着它的书名和作者取乐,耻笑它的张扬媚俗,嘲弄它的作者是晚熟的“脑残愤青”。除此之外,真正进入文本析其弊端的网民,却是不多。不得不怀疑,很多人其实根本没看过《中国不高兴》,他们只是从它的宣传得出它是《中国可以说不进化版》的印象,认定它是近年极端民族主义的愚蠢结集。有些评论员干脆公开表示自己完全没有读它的打算,但同时又能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讥之讽之,引申出一大段时局观察。

  相对网民的态度,报纸和电视媒体的争论则慎重许多。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磊则认为中国就是不高兴。这恐怕要怪罪一下华尔街。“中国人高储蓄率制造了金融危机”、“汇率操纵者应为危机负责”,这些话就像冷箭一样从华尔街飞出来,刺痛了中国人的心。这让人无法高兴。

  评论员乔志峰表示《中国不高兴》的观点或许有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其中蕴含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情;其论据或许有片面之处,但起码说明书的作者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了;其论证或许有不严密、不透彻之处,但起码说明书的作者用心思考了。

  批判作家顾晓军则说:《中国不高兴》一书的面世,让我们见证了部分中国人的血性,它是给中华脊梁们的一针强心剂,是给好好先生们的一个警钟,是对整天大说假话空话的舆论者们虚荣心的揭露。同时本书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前社会思想多元化的趋势。有争鸣才会有进步,有碰撞才会有火花,思想的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古往今来皆是如此。那个儒、墨、道、法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至今仍令人悠然神往。大国崛起,说到底就是思想的崛起,准确地说就是思想解放的精神的崛起。

  在《一虎一席谈》中,主持人和嘉宾们就“持剑经商”,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和“中国应该设立领导世界的远大目标”两个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层次讨论。

  海外的资深媒体人于海生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指出:中国的经济体系不需要“持剑经商”,需要的只是用现代化武器来保护国家安全。中国也不需要领导世界,现阶段不需要,以后更强大了也不需要,因为世界需要集合健康的力量,而不是某个超级大国的领导。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解释:中国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

  时殷弘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也谈到,书中指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但很多话、很多态度说过了头:“我觉得这些人也是一种特征——批评多,建设性意见较少。”同时时殷弘也表示,中国对西方的态度,过去是孤立,“但这些年来,我们战胜左的思潮,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自己有些地方对西方主流的依赖,信念幻想太多了一些,我们需要反思。”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这本书的观点只会使中国人更加愚昧:“书里说中国知识分子矮化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这是以偏概全,我认为,多数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正确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不足。”

  资深网友衢州力量则担忧: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加大的时候,必定有部分国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才是世界的救世主。一旦这种心态泛滥了,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形象、国家的威望都将受到打击。

  其实,所谓中国可以“不高兴”,其理由无非三大项:经济力已位居全球“老三”;国防力递增迅速;参与全球事务之发言权明显提升——尤其在当下,多数国家正陷入全球性的“双危机”而苦苦挣扎时。但是以上“三大项”,其实项项是中国之软肋:人均经济力全球排位百名后;国防力与大国和平发展仍极不对称;发言权提升但影响力依然有限,背后是大国的体量与实际国力远未相称。

  在这种条件下,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多一点作为,但是韬光养晦的大策略不能忘记。

  4.中国对外心态仍是争论焦点

  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出版时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位官员曾说:“二十年来,从未有过一本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引起海外舆论如此强烈的关注,并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果。”13年后,《中国不高兴》在海外也引发了同样的关注与争议。

  香港《亚洲周刊》在2009年3月18日的报道中称,《中国不高兴》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问题、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兽首问题,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民众反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不过,与当年直斥《中国可以说不》是“一种偏执狂言论”相比,西方媒体在13年后的关注虽然仍旧偏重担忧,态度却温和了许多。3月20日的《时代》周刊对《中国不高兴》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日的文章里说,“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应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当年的《美国之音》讥讽我们为乌合之众。1997年,《时代》杂志两位记者甚至合写了《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全面反驳《中国可以说不》。”宋强笑着说。张小波也坦言,当时遭遇的质疑很多:“《华盛顿邮报》有个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写一本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啊?”

  13年后,当相似的质疑再次袭来,张小波这样反问道:“这还需要我们写吗?向中国政府说不的书你们已经有了很多。”

  看来,《中国不高兴》一书引发的争议焦点在于本书表述的中国对外心态,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

  最直观的印象可能来自这本书的名字:《中国不高兴》。但是这是一种误读,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这一本书既非官方的施政报告,也不是政府授意写作的宣传文件。这一本书不过是几位学者个人的思考与感受而已。所以,说是中国的不高兴,有点过分,说中国有时不高兴,可能更加贴近事实。

  中国民众并不是成天怒气冲天的民众,牢骚谁没有?但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是充满信心的。很有权威性的一次调查结果值得重视。在2008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24个国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国民经济和国家的前进方向极其乐观。中国在上述两项排名中都位列24国之首。86%的中国人肯定国家的前进方向,82%的中国人对国民经济感到满意,60%的中国人满意工作和家庭收入。此次调查是在3月28日至4月19日进行的,使用16种方言对全中国3212名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采访。这个调查结果充分说明,中国民众的心态好,情绪好,并不是愤愤不平的一群。

  难道处在这样好的精神状态中的民族,会发疯似的仇视西方吗?没有道理啊!用什么样的数据来说话呢?在此,我们认为用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来作参考最有价值,美国毕竟是西方的代表国家嘛!北京的《环球时报》的两次民意调查很能说明问题。

  《环球时报》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专业调查公司的帮助下,在中国5大城市做了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民意调查。2月27日,结果显示:在这些城市的居民中,对中美关系感到一般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分别占51.9%、18%和1%,三者相加,满意率高达70.9%。一般喜欢和喜欢美国人的占了大多数,其比率分别为52.9%、13.2%,两者相加为66.1%。49.2%的被访者认为美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同时,将美国视为友好国家、学习榜样、合作对象的,分别占10.4%、11.7%、25.6%,三者相加也有47.7%。

  《环球时报》于2006年2月下旬就此问题连续第二年进行民意调查,结果于3月17日正式公布。调查资料显示出一个突出的变化:与一年前进行的调查相比,中国城市居民对中美关系的满意率上升了约9个百分点,对美国人的好感率也提高了约13个百分点,两个比率都接近80%。和2005年一样,2006年的调查也是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5个大城市开展的,每个城市的样本量约230人,调查对象全部随机抽样确定。在受访者中,对中美关系表示一般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人分别占60%、19.1%和0.7%,加起来的满意率高达79.8%,比去年增加了约9个百分点。与此相关,承认自己喜欢和一般喜欢美国人的被访者也有近八成,确切的比率是79%,比上一年提高了约13个百分点。

  这个调查结果距今又过了三年了,如果再做调查会如何呢?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会有更多的提升。因为这三年中美关系处于过去少见的十分好的时期,甚至说是新的“蜜月期”也不过分。

  对照上述的调查数字,可以清楚知道,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只不过是西方的盲目担忧。中国改革开放已达30年之久,开创了一个古老又保守的大国稳妥地走向开放世界的人类新世纪。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越来越萎缩,中国的世界观、民族观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1997年中国出力抵御亚洲金融风暴,2009年中国全力帮助西方抵御美国引起的金融海啸,事实说明,中国人的心胸越来越宽厚,世界一体的观念正在全体中国人思想中弘扬开去。

  5、撕下“民族主义”标签

  面对贴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上的“民族主义”标签,王小东总是要义正词严地解释,那是西方媒体和西方学术界强加的。而他对这个标签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就是指中国民间的爱国主义。这个解释来自他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

  房宁在自己的一本著作《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里,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发展变化的脉络,而进入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走上了一个上升的通道。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总体上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历史道路以及现实选择反思的基础上。在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80年代中国青年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充满了对文革的批判。但是80年代主流思想最终走向过度否定,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很快大行其道。那是王小东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盛行的一个时期。

  9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一代中出现了一次显著而深刻的思想与文化转向,在国家民族意识的复苏与重构中,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了。

  1995年是中国抗战胜利50周年。那一年,王小东与《中国青年报》的马明杰、《北京青年报》的杨平,再加上房宁共同筹划了一个关于“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随后,一个整版的民意调查问卷在《中国青年报》刊发出来。问卷发出来后,引发了巨大反响,“反馈回来的问卷要用麻袋来计数”,后来清点清楚的问卷就有15万份。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后来说过,正是因为看到《中国青年报》关于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他们才树立了说‘不’的信心。”王小东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如此说道。

  而之后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更是获得了其在传统媒体得不到的表达和讨论空间。

  “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所谓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往往会成为趋利避害、调控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而对于民间来说,则往往是民众在社会窘境或生活压力下的一个平坦的泄洪渠道。”资深媒体人士、《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徐庆全说,“无论是作为一种手段,还是作为一个渠道,‘不高兴’派的激进和高调,就显得不那么温和,不那么理性。无论从早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现在的‘和谐’理念而言,民族主义不会成为主宰中国的主流思潮;更何况‘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孰优孰劣,早已在实践中判明高下。‘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一个走向成熟的社会,其民族主义的大趋势必定要走向理性和温和。”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坦承,写这本书并没有想到要引起巨大的争论,而是希望引起国民的反思,在中国日益发展的今天,很多思想都交*进行。从这方面来说,对这本书的褒也好,贬也罢,只能说明在真正成为强国之前,由“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自处于世界”思考引发的“主体性焦虑”仍然远远没有结束。但在“宣泄”“思考”的时候,光有激情和情绪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理性和理智、客观和公允、睿智和豁达。

  敢于表达情绪的中国是自信的中国,表达情绪不等于要走向极端,更不能变成好斗的“公鸡”。毕竟,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弱国无外交,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自大只能获取一时的心理安慰,并不能获得实际利益。

  中国的发展现在处在十字路口,无论是“唱衰”,还是“唱兴”,无论是“大赞”或者“批判”,都可能起到各自的作用。一个声音多元化的中国,有利于中国长期的发展。中国前进的路还很远,需要韬光养晦,需要一步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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